案例引入：券商违规推介引发千万赔偿
2026年6月，上海金融法院一纸终审判决在券商圈引发震动——某头部券商与一家私募机构被判连带赔偿投资者约1004万元，同时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万余元。
这起案件的案号为（2026）沪74民终527号，一审案号为（2025）沪0112民初2546号。虽然判决书以“某证券公司”代称，但通过公开信息交叉印证可知，该券商为华泰证券，另一被告则为北京富纳投资有限公司。
公开判决书显示，华泰证券某员工自2022年起，持续向一位上市公司大股东费某推介“雪球”结构产品。因我国法律禁止自然人进行场外期权交易，费某在其协助下，通过富纳投资旗下私募基金搭建了通道。虽然形式合规，但实质上交易资金全部来自费某、交易指令全部由费某在微信群里直接下达。2023年4月至2024年8月间，费某通过该基金合计买入23份雪球结构产品，投入保证金约6685万元，最终收回约5250万元，亏损超过1434万元。
在此之前的2024年11月，江苏证监局已就同一事实对华泰证券出具警示函，认定其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包括与非专业机构投资者开展场外期权交易、员工向客户提供测试答案、协助客户规避适当性审查等。本案中，上海金融法院终审维持原判，认定券商与私募构成共同侵权，判决其对费某损失承担70%的连带赔偿责任（约1004万元）；费某自身明知违规仍参与交易，自担30%损失。
焦点分析：法院态度之转变
自2020年“通道业务第一案”华澳信托案后，类似涉通道业务案件中，法院通常只要求通道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使涉及连带赔偿责任，通常也只在较小范围内承担。本案系现有公开判决书中，通道方需承担责任比例最高的案件。本案裁判观点具有开创性，有以下几处值得特别重视：
（一）券商主动推荐产品，违反适当性义务
本案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情节，莫过于华泰证券员工张某与费某的聊天记录。法院判决书中详细记载了张某推介“雪球产品”的过程：最开始，张某强调自家与其他券商相比，“成本和报价是最好的”。但费某却回复称：“我不准备在你那里做，你对这个业务不熟悉。”张某回复道：“恳请董事长，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张某的这句“恳请”，成为了券商被认定存在主动推介行为的重要依据。在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显示在案涉交易之前，费某并未进行过雪球产品交易，并无交易经验，张某与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某明显更为主动，其在费某明确拒绝后仍然锲而不舍，希望“给我们一次机会”，故对券商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此外，由于我国法律禁止自然人进行场外期权交易，在沟通过程中，张某还主动向费某提出：“个人操作产品户，监管要处罚的……国内个人不能做雪球。所以名字得规避监管。”基于这一事实，法院认定：费某对自身不适格的事实存在认知并仍然参与，华泰证券明知其不符合投资人资格，仍然设计通道架构与之交易，严重违反了适当性义务。
（二）以穿透式审查确认交易对手方
为了规避自然人不能参与“雪球产品”交易的问题，在华泰证券员工的协助下，费某通过富纳投资旗下私募基金搭建了通道。从形式上来看，案涉基金的投资人有费某和师某两人，但在庭审中，师某声明其资金完全来源于费某。此外，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员工还与费某建立了微信群，完全按照费某的意思进行交易操作。
据此，法院认定费某为本案中的实质权利人，有权主张全部损失。另外，由于底层实际投资者为不适格的自然人，且机构配合搭建通道规避监管，机构也不能免责。
（三）通道提供方与发起方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华泰证券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不仅未履行适当性管理义务，反而主动设计并安排私募基金作为通道进行投资，并协助安排过桥资金，以规避监管准入限制。富纳投资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实际运作中并未进行独立的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而是完全沦为费某进行场外期权交易的通道，严重背离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搭建了违规交易模式，共同违反金融监管强制性规定，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实务指引：业务合规管理亟需重视
本案不仅涉及金额较大，而且体现出了法院裁判向“穿透式审查”进行转变的倾向。这意味着，过去可能被容忍的“灰色操作”，在今天已面临千万级民事赔偿的现实风险。这向我们传递出了重要信号，要求券商更加重视合规业务管理。
进行合规业务管理，首先要关注销售行为管理。本案中，券商员工实施了许多违规行为：被拒后“恳请再给一次机会”，主动告知客户“名字得规避监管”，协助设计通道架构，甚至提供回访测试答案。每一个环节叠加，就构成了质变。对金融机构而言，这意味着对一线销售人员的管控不能再只停留在宣导层面，必须全面树立销售人员的法律意识，严管合规红线。
其次是注重对交易对手方的穿透审查。在过去，金融机构协助架设的通道之所以曾是“灰色地带”，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合规性。然而，本案中，法院没有被这些文件挡住视线，而是依据资金来源于谁、交易指令由谁下达、风险最终由谁承担这三个实质标准，认定费某才是真正的交易对手方。这从侧面提示券商，在引入机构客户时，需要关注其背后的投资人结构、资金来源集中度以及管理人的实际决策独立性。尤其是在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数量稀少、投资人高度集中、产品近乎全仓单一衍生品类的情形下，通道化的风险值得警惕。
此外，本案还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制度空白——即时通讯工具的管理。整条违规链路的证据几乎全部来自微信聊天记录：从推介话术、通道设计到交易指令下达，大量原文被判决书逐字引用。当合同文本日趋格式化、风险提示书日渐趋同，真正能够还原交易实质、反映当事人真实意图的，往往是这些非正式的沟通记录。
综合来看，此案判决对金融机构销售高风险产品，特别是场外衍生品的路径提出了警示。它传递出的信号是，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应实质履行其适当性义务，不能流于形式。同时，也对一线员工的法律意识、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司法机关对金融违规的容忍线可能持续上移。这一判决应当让我们认识到，应对之策不在应诉之后，而在操作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