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引入
甲种业公司系玉米杂交种“远科105”的植物新品种权人。2024年1月3日,该公司人员在赵某峰、季某华夫妇经营的种苗店购买2袋名为“华科605”的种子,经检测与“远科105”为相同品种。被诉侵权种子存放于赵某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仓库内。1月12日,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接到投诉后拟对该仓库现场检查,赵某峰、季某华拒绝打开仓库。1月22日,种苗店办理注销登记;次日,季某华在原注册地址注册成立一家新的种业经营部(个体工商户)。1月27日凌晨,仓库内种子被全部转移。赵某峰称,案涉种子购自赵某军,系合作社为社员自用购买。甲种业公司遂起诉,请求判令各主体停止侵权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季某华、赵某峰、合作社连带赔偿38.5万元,赵某军赔偿10万元,未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各方均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种苗店与该经营部存在注销和设立时间衔接、空间重合、人员同一、业务连续的特点,足以认定该经营部的设立系原经营活动的自然延续,应对原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各侵权人均具有侵权故意且情节严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但赵某军与其他侵权人之间不具有意思联络,应分别计算。二审改判季某华、赵某峰、合作社、该经营部承担3倍惩罚性赔偿,连带赔偿77.7万元;赵某军承担2倍惩罚性赔偿,赔偿38.48万元,并就其中部分数额与其他侵权人互负连带责任。
焦点分析
(一)注销不是责任的终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年修正,2022年3月1日施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侵权人以注销原主体、另设新主体的方式切断责任链条的,该条并不因主体形式的变更而失去适用余地。
本案原主体为个体工商户,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注销字号并不消灭经营者的责任,季某华本就难以借注销免责。裁判的价值不在这一结论,而在论证路径:法院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确立的高度可能性标准,以时间衔接、空间重合、人员同一、业务连续四项客观要素认定两个主体具有同一性。这一路径无需证明法人人格滥用,举证成本明显低于公司法上追究清算义务人责任的进路,对原主体为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注销另设公司逃避责任的案件,具有直接借鉴意义。
(二)逃避查处的行为本身构成“情节严重”
《种子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实际损失、侵权获利或许可使用费的倍数确定;故意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亦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两个要件中,“情节严重”往往最难证明。
本案的证明路径值得记取。法院并未以销售数量作为主要依据,而是将侵权人在查处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作为认定基础:所售种子系未经审定、无合法经营资质的套牌种子,违反《种子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应当审定的品种未经审定不得推广、销售的规定;面对行政检查拒绝开仓;在被投诉后迅速注销原主体、原地另设新主体;在检查受阻半月之后,又于凌晨转移全部库存。上述行为指向同一事实——侵权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并主动采取手段规避查处。规避行为本身,即是对主观恶性的直接印证。
(三)无意思联络者的惩罚性赔偿应分别计算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的连带责任,解决的是数个侵权人对外的赔偿关系,不能替代内部的责任划分。惩罚性赔偿不同于补偿性赔偿,其功能在于惩罚与威慑,数额须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若对意思联络不同的侵权人适用同一倍数并令其连带,实质上等于让仅提供种源、与销售环节并无通谋的主体,为他人更为恶劣的规避行为承担惩罚,超出其过错范围。
本案的三层处理颇具参考价值:先区分意思联络,认定该经营部、季某华、赵某峰、合作社之间具有联络,赵某军与其他侵权人之间没有;再分别确定倍数,有联络一方适用3倍、赵某军适用2倍;最后就补偿性赔偿部分互负连带,赵某军对其中的25.9万元连带,其余主体对19.24万元连带。惩罚性部分各负其责,补偿性部分保留连带,既实现过罚相当,又避免权利人因责任分割而受偿不足。
实务指引
对品种权人而言,取证应向侵权人的规避行为延伸。基础证据是公证购买取得被诉种子并完成品种真实性检测;同步向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投诉,既可制止侵权,也可固定拒绝检查、转移物证等情节;对注销与设立时间接近的主体,应及时申请调取市场主体登记档案,比对注册地址、经营者、经营范围与业务宣传的连续性。
对种子经营主体而言,注销原主体不能切断责任。以原场地、原人员、原业务另设主体的,新设主体须对原侵权行为负责。销售未经审定品种本身已违反《种子法》第二十三条,拒绝检查、转移物证则会使原本可在补偿性赔偿范围内解决的责任,升格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基础。
对代理律师而言,起诉时应将注销前后的主体一并列为被告,以经营活动延续作为请求权基础,并在诉讼请求中按主体分别主张惩罚性赔偿倍数。若笼统请求同一倍数,可能因部分被告缺乏意思联络而被整体否定。此外须注意法律版本:2022年3月1日之前的行为应适用修正前的《种子法》,该法第二十八条的表述为“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与现行文本不同,引用时不可混用。
结语
种业侵权的链条长、环节多,逃避责任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本案的裁判逻辑表明,主体形式的变更不能对抗责任的实质归属,惩罚的轻重须与过错的程度相匹配。对权利人而言,这意味着取证要向前延伸到侵权人的规避行为;对侵权人而言,这意味着“换壳”只是把责任从一个名字转移到另一个名字,并未使其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