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启研究|反跨境腐败法落地:出海企业的合规「新红线」

案例引入

据公开报道,2026年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该法共6章47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跨境腐败治理从「追逃追赃」的被动应对,迈向「全链条、境内外统筹」的主动治理新阶段。

从国启研究的视角看,这部法律最值得企业界关注的,并非仅为执法层面的「追逃追赃」升级,而是其首次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企业廉洁合规义务及法律责任」。换言之,凡在境外开展投资、贸易、工程承包的中国企业,未来都可能被直接课以反腐败合规的境内法义务——这与过往主要依靠境外当地法律或国际组织规则约束的情形,已有本质不同。

据公开报道,该法完善了线索移送、举报奖励与保护、追逃防逃追赃、境外取证效力等七项制度「工具箱」,并设立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多部门协同。对于正加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这部法律既是一道合规「新红线」,也是一道合法权益的「保护网」。

焦点分析

一、立法定位:从「追逃追赃」到「全链条治理」

据公开报道,反跨境腐败法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与「积极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写入立法宗旨。与以往主要依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双边司法协助开展追赃不同,新法在境内法层面系统搭建了线索发现、调查取证、境外证据效力确认、追逃防逃追赃的完整闭环。这意味着,跨境腐败治理不再只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事务」,而成为企业必须正视的合规议题。

值得关注的是,该法明确:外国以反腐败为借口、不当域外适用本国法律对我国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我国有权依照反外国制裁法等采取反制、阻断措施。这一「镜像」条款,为出海企业在境外遭遇「长臂管辖」式反腐败调查时,预留了国内法层面的应对空间。

二、企业合规义务:从「软倡导」到「硬责任」

据公开报道,反跨境腐败法将「企业廉洁合规义务及法律责任」单列为核心内容之一。法律要求有关企业、组织和个人履行配合调查义务,并对未履行合规义务的企业设定相应法律责任。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败合规体系不再只是防范境外法律风险的「自选动作」,而可能成为境内法下的「必答题」。

对「走出去」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境外设立子公司、开展商业贿赂风险评估、建立礼品与招待、第三方中介尽职调查等合规机制,将直接影响其在境内法下的责任认定。合规体系越完善,在面临调查或境外指控时的抗辩空间越大。

三、跨境追赃与资产返还分享:权益保护的「双向通道」

据公开报道,该法完善了追逃防逃追赃规定,并专章规定「开展资产返还与分享合作」。这与相关权威研究关于「保护我国财产权」的法理阐释相呼应——跨境追赃不仅服务于「不让犯罪人获益」,更在于「保护我国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财产权」。

对合法权益因跨境腐败行为受损的中国企业、公民而言,新法提供了通过国际合作追回资产、并就返还资产与境外机构开展分享合作的制度路径。换言之,曾被境外不法主体侵吞的资产,有望借助这一机制获得更顺畅的返还通道。

实务指引

一、建立境外反腐败合规专项制度

出海企业应在集团层面制定覆盖礼品招待、第三方中介、政府采购、海关与税务等高风险环节的廉洁合规政策,并将合规要求写入对境外子公司的授权与考核。

二、开展第三方与供应链尽职调查

对境外经销商、代理、顾问及合资伙伴实施穿透式背景核查,重点排查其是否曾被境外执法机关调查、是否涉政治敏感人物,从源头压缩商业贿赂风险敞口。

三、完善内部举报与线索留存机制

依据新法关于举报奖励与保护的精神,企业可设立独立、可追溯的内部举报渠道,并规范保存交易凭证、邮件与审批记录,为应对境内外调查保留「证据弹药」。

四、重视境外证据的境内效力衔接

新法完善了境外取得证据的效力规则,企业在境外维权或应诉时,应同步关注证据在境内法下的可采性,必要时通过司法协助等正规渠道固定证据。

五、遭遇不当域外管辖时善用阻断与反制工具

若境外以反腐败为名实施歧视性限制,企业应及时评估援引反外国制裁法及新法阻断条款的可能,并与境内主管机关保持沟通,避免在「双重合规」夹缝中被动挨打。

六、受损资产及时启动返还与分享合作路径

对确因跨境腐败行为受损的合法财产,企业可关注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提供的资产返还合作渠道,依法主张权利,借助国际合作实现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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