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引入
据公开司法文书与媒体报道,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于2026年9月就一起中资投资者诉韩国案(ICSID Case No. ARB/20/26)作出撤销程序裁定,驳回了中方投资者的撤销申请,维持仲裁庭此前作出的、对韩国政府有利的裁决。本案系韩国在投资条约争端中首次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即取得全胜的案件,也因申请人“中国投资者”的身份而受到广大出海主体关注。
据公开报道梳理,本案源起可追溯至2007年前后:一名中国籍投资人通过在韩国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借助当地金融机构约3800亿韩元的项目融资贷款,用于跨境收购位于中国境内的某办公楼资产。后因贷款违约,韩方银行处置担保股权,中方投资人先后在当地民事与刑事诉讼中败诉,并于2020年依《中韩双边投资协定》(BIT)向ICSID提起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仲裁,索赔金额最初高达约2万亿韩元,审理中缩减至约2641亿韩元。
国启研究认为,本案虽非国启律所代理或办理,但其揭示的风险图谱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个人投资者具有普遍警示意义:海外投资一旦被认定存在违法安排,即便披着BIT与ISDS的“保护外衣”,也可能完全无法获得条约救济。在出海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当下,如何在前端识别并隔离此类结构性风险,值得深入研讨。
焦点分析
一、违法投资为何被拒于BIT保护门外
据公开裁决要旨,仲裁庭在2024年认定,中方投资人设立韩国公司并收购股权的安排,本质上系为套取贷款而设计的违法安排,相关股权不属于中韩BIT项下受保护的“投资”。撤销委员会于2026年维持了这一核心认定,并强调“以违反东道国国内法方式作出的投资,不享有投资条约保护”已成为一项重要原则。
这意味着,ISDS机制保护的并非“任何跨境资金流动”,而是符合东道国法律、善意设立并运营的投资。对习惯于将境内资产包装至境外再融资的中国投资者而言,这一边界尤为关键——架构是否“干净”,直接决定日后能否援引条约。
二、ISDS并非“无差别”的索赔通道
据公开报道,本案投资者最初提出约2万亿韩元的天价索赔,最终不仅被全部驳回,还被裁令承担数亿韩元的仲裁费用;撤销程序再次判其负担约151亿韩元的程序费用。高额费用反噬,是ISDS“双向风险”的典型注脚。
对潜在申请人而言,ISDS程序周期长、成本高、胜诉门槛不低。若投资本身存在合规瑕疵,贸然提起仲裁不仅难以获利,反而可能承担对方的律师费与程序成本,可谓得不偿失。条约救济从来不是“零成本”的筹码。
三、东道国司法程序与ISDS的连锁效应
据公开文书,本案投资者在韩国当地民事、刑事诉讼中的不利结果,构成了仲裁庭认定“违法安排”的重要事实基础。换言之,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合规表现,会直接转化为ISDS项下的举证责任与风险敞口。
这也提示:海外投资纠纷往往并非孤立的“国际仲裁战场”,而是与东道国当地诉讼、监管调查、刑事程序相互交织。任何一环的合规失守,都可能成为国际层面的“负资产”,需要以全周期视角加以防范。
实务指引
第一,前置合规审查不可省。中资企业出海前应就投资架构、资金来源与交易目的进行跨境法律体检,确保投资在东道国法律项下“干净设立”,避免因违法安排被整体排除于条约保护之外。
第二,慎用特殊目的公司与杠杆融资。本案中通过境外壳公司加高额项目融资收购境内资产的路径,正是风险集中之所。建议对SPV设立、担保安排与贷款用途做穿透式合规论证,并保留善意与商业合理性的书面证据。
第三,重视东道国当地程序的连锁效应。当地民事、刑事败诉记录会直接成为ISDS的不利事实。遇东道国调查或诉讼,应同步评估对潜在国际仲裁的影响,避免“局部失利”演变为“全局风险”。
第四,理性评估ISDS的启动成本与胜算。ISDS的双向费用负担使败诉方可能承担对方律师费。提起仲裁前,应聘请专业团队就管辖权、可保护性投资认定与实体胜算做独立评估,切忌以天价索赔博取谈判筹码。
第五,建立投资条约保护与应急预案。熟悉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条款,关注“投资”“征收补偿”“最惠国”等核心概念的适用边界,提前规划争议解决路径与证据留存机制。
第六,借助专业涉外团队做全周期管理。从架构设计、落地运营到争议应对,海外投资的全生命周期均需跨境法律支持。建议在重大出海项目启动前即引入具备国际仲裁经验的律师,将风险识别前移至交易前端。
本文为国启律所基于公开报道的实务研究,文中所述案件为公开司法与媒体报道,非国启律所代理或办理案件。文章仅供交流与参考,不构成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