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启研究|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之后——中国企业赴美司法救济的路径与边界

案件引入

据公开报道,2026年6月8日,美国国防部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更新相关清单,将一家中国科创板上市的基因科技企业及其关联主体与其他七十余家中国企业一并列入,标识为「中国军工企业」(Chinese Military Company,简称CMC)。据该公司于6月10日披露的自愿性公告,其自称独立经营的民营企业,并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及全球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时隔近五个月,据11月5日披露的公告,该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已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认定。这起由公开公告串联起来的跨境行政争议,为观察中国企业如何在域外挑战行政认定提供了一个新鲜样本。

一个值得先行厘清的问题是:被列入清单究竟意味着什么?据该公司公告口径,被列入1260H清单并不意味着已被列入任何制裁或出口管制名单;但该项认定「已对公司与部分美国客户合作产生影响」。换言之,1260H清单的法律效果与商业效果并不完全重合——它未必直接冻结资产、禁止交易,却可能经由客户合规审查、合作方风险评估与市场声誉传导,形成实质性的「寒蝉效应」。这种「标签未必制裁、影响却不小」的特征,正是此类案件对出海企业最具现实意义的观察点。

国启研究认为,本案的价值并不在于个案胜负——相关争议尚待美国法院裁判——而在于它提示了一条值得关注的应对逻辑:当中国企业在域外遭遇其认为缺乏充分事实基础的行政认定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进入当地司法程序主张权利。以下围绕清单性质、司法审查路径与企业实务应对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本文所述均为公开披露事实,不涉及对案件实体是非的评价。

焦点分析

一、1260H清单的性质:「名单」不等于「制裁」,但风险不容低估

据公开报道,1260H清单源于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由美国国防部负责编制与更新,被列入者被标识为「中国军工企业」。它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等,在主管机关、法律依据与法律后果上均有区别。据该公司公告口径,被列入1260H清单本身并不等同于被列入制裁或出口管制名单,通常不直接产生资产冻结或交易禁令的效果。

但从商业现实看,清单的「标签效应」往往先于法律后果到来。据该公司公告,相关认定已对其与部分美国客户的合作产生影响。对以科研服务、技术合作为主要业务的企业而言,美国客户、合作伙伴与金融机构的合规部门普遍将各类政府名单纳入尽职调查范围;一旦被贴上敏感标签,即便尚未触发正式制裁,合同续签、采购审核、结算通道与融资安排也可能先行收紧。国启研究提示:评估清单风险,不能只盯着法律条文上的「硬效果」,更要重视市场端的「软传导」。

二、司法审查的抓手:以行政程序与正当程序挑战认定

据公开披露的公告,该公司提出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国防部依据第1260H条作出的认定「是错误的,缺乏事实依据,亦缺乏适用法规和判例法下的法律标准支持」,并据此请求法院宣告该认定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及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判决予以撤销,同时判令将其从1260H名单中移除、禁止国防部执行或使该认定产生效力。这一诉讼策略的实质,是把争议从「企业是不是军工企业」的实体辩论,转化为「行政机关作出认定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的司法审查问题。

此类诉讼的成败,通常取决于几组关键问题:行政机关是否充分说明了认定理由、所依据的证据是否达到法定标准、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告知与听取意见程序、企业的业务性质是否符合法规定义。据公开报道,该公司为此次诉讼准备近五个月,并同步提出初步禁令动议,以避免认定在诉讼期间继续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国启研究认为,这一安排本身传递出清晰信号:面对行政认定,「应诉」需要以扎实的证据组织与对当地行政程序规则的精准把握为前提,而非止于声明与表态。

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防:清单风险的阶段性管理

据公开报道,该公司在2026年6月被列入清单后即公告将采取必要措施,最终选择进入美国法院程序。这一过程说明,清单风险管理并非单点事件,而是覆盖「披露—评估—沟通—救济」的连续链条。对上市公司而言,还叠加了信息披露维度的要求:据公告,该公司表示将持续关注诉讼进展,并按照适用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国启研究同时提示,司法救济并非唯一路径,也不必然是最优路径。企业还需同步评估客户沟通、业务结构调整、第三方认证与对外口径统一等非诉手段,并在必要时借助当地法律与公共关系专业力量。更具根本意义的是把名单风险前置到日常合规体系:对政府清单的动态监测、对客户合同的合规条款预留、对关键市场依赖度的定期评估,都应赶在风险真正发生之前完成布局。救济能力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事前准备的深度。

实务指引

第一,先做「性质识别」,再定应对策略。发现被列入境外政府清单时,第一步不是慌乱表态,而是准确识别清单的主管机关、法律依据与法律后果——是资产冻结型制裁、出口管制型限制,还是如本案1260H清单般的「标签型」认定。据公开报道,本案企业即明确区分了「被列入1260H清单」与「被列入制裁或出口管制名单」,这一区分直接决定了后续应对的优先级与节奏。

第二,第一时间梳理「业务影响清单」。据公开报道,本案认定已影响企业与部分美国客户的合作。企业应立即盘点受影响的客户、合同、供应链、结算通道与融资安排,量化风险敞口,并据此确定沟通顺序与资源投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错判形势或延误应对窗口。

第三,把「事实依据」作为救济主张的核心。挑战行政认定的关键,通常不在情绪化表态,而在于逐项拆解对方的认定逻辑:其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充分、法律标准是否得到满足、程序是否完备。应围绕这些要点组织可核验的证据材料,为可能的司法审查或行政沟通做好充分准备。

第四,善用当地程序性工具争取主动。如本案所示,据公开披露的公告,企业在提起诉讼的同时提出初步禁令动议,以求在诉讼期间避免「难以弥补的损害」。在域外争议中,临时措施、加快审理、行政复议等程序性工具常与实体主张同等重要,应尽早由当地律师评估并组合使用。

第五,统一管理信息披露与对外口径。对上市公司及具有公众属性的企业而言,据公开报道,本案企业多次以自愿性公告方式说明进展。应及时、审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不同渠道口径不一;对客户、员工与合作伙伴的沟通亦应与公开披露保持一致,防止次生声誉风险。

第六,将名单风险前置纳入常态化合规。最有效的救济,是让风险不发生或早发现。建议对重点市场的政府清单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在客户合同与合作协议中预置合规与退出条款,定期评估关键市场及客户的集中度,并在出海架构设计阶段统筹法律实体布局与业务隔离,为不可预见的清单事件预留缓冲空间。

本文为国启律所基于公开报道的实务研究,文中所述案件为公开司法与媒体报道,非国启律所代理或办理案件。文章仅供交流与参考,不构成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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