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引入
在中美贸易摩擦与关税措施长期化的背景下,不少出口企业有一个朴素疑问:货物先运到第三国中转一下,换个包装、开张当地发票,是不是就能绕开针对中国商品的高额关税?据公开报道,2026年10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一宗民事诉讼,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给出了相当昂贵的注脚。
据公开起诉书与司法部公告,被告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建材进口商及其负责人。检方指控其在2018年9月至2023年8月间,就约503批原产于中国的石英台面、木制橱柜和陶瓷砖等商品,通过经马来西亚转运、虚报原产地、低报货值、错误归类以及借用空壳公司申报等手法,规避本应缴纳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与301条款关税。美国政府请求追缴约6790万美元关税,并索求约2.225亿美元民事欺诈罚款,两项合计约2.9亿美元。需要说明,这些均为控方诉讼请求金额,责任尚未经法院最终认定。
国启研究关注此案,并非聚焦于个案当事人的是非,而是它集中暴露了中国出口企业在转口贸易中的普遍认知误区与制度性风险。当原产地成为关税与制裁的锚点,一环看似中性的物流安排,就可能演变为牵动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暴眼。本文以公开司法文书与报道为基础,从原产地认定、双重追责、证据穿透三个维度展开,并给出可落地的合规建议。
焦点分析
一、从马来西亚出口,不等于马来西亚制造:原产地认定的核心标准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点,是原产地如何认定。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国、发货国与原产国是三个不同概念:货物最后从马来西亚某个港口离境、商业发票由马来西亚公司开具,都不会自动改变其原产地。据公开报道援引的美国海关规则,判断标准在于商品是否经历「实质性转型」——即加工是否使商品在名称、性质或用途上发生实质改变,形成新的商品。
按照这一标准,成品瓷砖运抵第三国后仅做清洁、分拣、贴标、重新包装,或进行切割、修边、抛光等简单加工,通常仍被认定为原产国不变。据公开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曾赴马来西亚实地核查涉案「制造商」地址,未发现相应制造活动。此外,据公开报道,美国商务部有权就第三国加工组装发起反规避调查,只要使用了中国生产的零件或半成品,即便在第三国完成组装,仍可能被认定为对现行税令的规避。对企业而言,原产地从来不是一份可以自行填写的标签,而是由真实制造工序和完整证据共同支撑的法律结论。
二、补税只是开始:民事追缴与刑事追诉的双重风险
许多企业把转口的法律风险理解为「大不了补税」,这是一个危险的误判。据公开报道,本案的民事索赔依据是美国法典第19编第1592条,该条禁止以欺诈、重大过失或过失通过重大不实陈述或遗漏将商品输入美国商业流通,也禁止协助他人这样做;责任程度越高,罚款上限越高,欺诈情形下罚款可达涉案商品的美国国内价值,政府还可一并追缴少缴的合法关税。这正是约2.225亿美元罚款——大致相当于所涉商品美国国内价值——的由来。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事与刑事两条程序并行。据公开报道,早在2025年12月,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就相关安排公布刑事指控,涉及共谋、电汇欺诈、走私、虚假申报乃至洗钱等罪名,部分被告已被捕;民事追缴的关税金额与刑事指控所涉关税损失属于不同统计口径,不能简单等同。企业还须注意,据公开报道,相关责任并不因采用DDP(完税后交货)条款或委托报关行申报而当然转移——进口商与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注意义务」仍是执法关注重点。同时务必厘清:诉状金额不等于判决金额,但在达成结论前,企业已被拖入漫长而昂贵的多线应对。
三、从货物流到资金流:穿透式执法如何锁定证据链
本案揭示的另一个趋势,是执法机关的审查半径正从货物流向延伸到资金流向和主体关系。据公开报道,在海关启动调查后,涉案方一度改用多家空壳公司充当名义进口商,部分公司甚至使用他人身份注册;而海关查验时发现集装箱上仍标有原公司的地址,送检石材经化验主要成分为石英,与申报的品类描述相互矛盾。相关原始信息与内部采购、交易记录被逐一交叉核对。
这种「穿透式」执法的信号十分清晰:当虚假申报与复杂的资金安排、空壳主体交织在一起,执法机构的目光会从一票货物扩展到整条供应链与最终受益主体。据公开报道,美方相关部门于2025年8月联合成立专门工作组,重点打击虚报原产地、第三国转运与低报价格等行为,成立不足一年,公开指控涉及的民事与刑事追偿、罚款及没收金额累计已超过10亿美元。对出海企业来说,任何依赖信息割裂、单证与事实两张皮的安排,都可能在多源数据比对下无所遁形。
实务指引
第一,厘清「发货地」与「原产地」,不把中转当转换。设计跨境供应链时,应以目标市场的原产地认定规则为基准判断商品身份,切勿默认经第三国转运即可取得当地原产资格;必要时就关键品类取得独立的多法域法律意见。
第二,第三国加工要做「实质性转型」压力测试。若确需在境外设厂或委托加工,应如实评估工序是否真正改变商品名称、性质或用途,能否通过反规避审查,并留存当地真实产能、工艺流程与成本构成的书面证据。
第三,守住申报真实性的底线。对品名、归类、货值、原产地逐项核验,杜绝将高税率商品混报为低税率或无税品类;建立报价与申报的交叉复核机制,避免低报货值或错误归类被认定为重大不实陈述。
第四,慎用空壳主体与借名申报。以他人名义或新设空壳公司充当进口记录人,不仅无法切断责任,反而可能被作为主观故意的证据;境外合作方的资质、受益所有人及交易背景应纳入尽职调查范围。
第五,完善合同中的合规分配与证据留存。DDP条款、委托报关不能替代自身的合理注意义务,应在合同中明确单证提供、申报责任与合规承诺,并系统保存采购发票、运输单据、加工记录与往来函件,确保货物流、资金流、单证流相互印证。
第六,建立关税与贸易救济风险的动态监测。针对被征收高额反倾销、反补贴或301关税的品类,持续跟踪目的国执法动态与反规避调查;一旦收到海关问询、预罚款通知或调查通知,应尽早引入专业法律力量评估民事、行政与刑事敞口,争取在程序早期妥善应对。
本文为国启律所基于公开报道的实务研究,文中所述案件为公开司法与媒体报道,非国启律所代理或办理案件。文章仅供交流与参考,不构成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