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引入
据公开报道,2026年10月6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颁发命令,首次认可并协助一宗美国第11章重整计划项下的「生效日后信托受托人」(Post-Effective Date Trustee)。该信托资产约1320万美元,其中约一半存放于香港三家银行、以第三方公司名义开设的账户内。因香港银行拒绝主动向受托人提供账户信息,受托人先向美国破产法院取得请求函,再向香港法院单方面申请认可及协助令,最终获准在港履行受托职能、管理信托资产。这是香港法院首次承认并协助这一类「非典型」的境外破产任职人员。
对许多中国企业、债权人以及破产管理人而言,这一判决并不遥远。企业出海多年后在境外留有股权、账户或物业,一旦进入破产或债务重组,最常遇到的窘境是:明知资产在那里,却因权属登记在第三方名下、当地机构不予配合,而「看得见、拿不到」。跨境破产的承认与协助,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通道,也是近年英美欧及香港司法实践持续放开的方向。
国启研究关注此案,并非聚焦于个案当事人的是非,而是它集中折射出跨境破产协助的实务逻辑。本文据公开报道与公开裁判梳理,聚焦三个问题:香港凭什么认可这位受托人、内地企业能走哪条通道、以及「获认可」之后还有哪些边界,并据此给出可落地的建议。
焦点分析
一、香港为何认可「非典型」受托人:看实质而非看形式
本案获认可的对象,并非传统意义上由破产法院在第11章程序中任命的受托人,而是重整计划获确认、生效后依计划设立的信托机构。二者差别不小:前者的职权来自破产法典与法院委任,处于法院持续监督之下;后者的权力来自已确认的重整计划与信托协议,程序在法律上已经终结,更像计划执行阶段的资产管理人。据公开报道,由于香港法律中并无与之完全对应的概念,申请人需要向法院解释这一身份、证明其属于集体破产程序中可获协助的人员,并厘清其权力范围。
据公开裁判梳理,香港本身并无认可跨境破产的成文法,法院依据普通法上的协助管辖权行事,并逐步确立两项核心条件:境外程序须为集体性破产程序,且在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或注册地启动。法院关注的是程序是否真实代表全体债权人、申请人是否真正履职,而非拘泥于职务名称。这种「重实质、轻形式」的态度,与英国Cambridge Gas等判例确立的协助传统、美国破产法典第15章提供的辅助通道一脉相承,也是普通法系的共同底色。
二、两条并行通道:普通法协助与两地互认机制
对内地主体而言,香港的开放立场有清晰的演进轨迹。据公开报道,从早期间接承认内地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到将认可范围扩展至内地程序并协助处置港内资产,香港法院的协助对象与措施范围不断拓宽——从承认身份,到授权获取银行记录、接管资产、调查公司事务、代表公司参与诉讼。2026年3月,香港法院在渝商集团重整案中进一步认可内地法院主导的集体重整程序及管理人权限,并以清单式授权明确其可在港接管资产、获取文件、操作银行账户并提起诉讼。本案则是这一路径向美国计划信托受托人的再次延伸。
与此同时,制度化通道已经搭建。据公开信息,202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并在上海、厦门、深圳三地法院开展试点,形成「普通法协助」与「机制化互认」并行的双轨格局。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据公开裁判要旨,香港的普通法认可不以互惠为前提,也不受试点范围限制,非试点地区的内地程序同样有机会争取认可;其二,这一路径并非香港独有——据公开报道,海南某集团的重整裁定曾获比利时法院承认与执行,显示在缺乏专门条约的大陆法域,境内重整程序的域外效力同样存在争取空间。
三、认可不等于执行:救济边界与并行程序
这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环。据公开裁判要旨,认可外地职务持有人与程序,并不自动等于在香港执行外地重整计划的实质条款。若重整计划需要解除或变更受香港法管辖的债务、约束香港债权人,仍须借助并行的香港协议安排等本地程序;否则,即便管理人身份获认可,也可能在关键环节受阻。换言之,「人」被承认,并不等于「计划」在境外自动生效。
协助的边界同样需要正视。据公开报道,香港法院的协助通常限于申请人获委任法域法律所允许、且为履行职能所必需的范围;遇有第三方权属争议,法院不会径行责令移交,而是通过正当程序解决,本案中即涉及第三方对账户资金的权属主张。再加上香港律师按小时计费、单方面申请涉及规费与翻译公证等成本,跨境追收绝非「零成本动作」。低估边界、忽略成本,往往使程序在中途搁浅。
实务指引
第一,先画图、再动手:梳理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注册地与资产所在地,据此判断应向哪一法域申请认可,切勿默认内地裁定在境外自动有效。
第二,主动申请、不要等待:香港的协助是「申请主义」而非自动生效,银行与资产方不会主动配合;发现境外资产后应第一时间评估申请认可及协助令的可行性。
第三,双轨择优、必要时并用:试点地区可走会谈纪要机制,材料与程序更明确;非试点地区或境外程序可依香港普通法单方面申请,两条路径应按资产分布灵活组合。
第四,把「集体性」与职权依据做实:确保债权申报、公告与分配机制完备,并在重整计划或管理方案中写明对境外资产的追收、处分与分配权限,为境外认可提供清晰的权利来源。
第五,算清成本与边界:提前量化在港资产规模、追收难度与预期费用,提交债权人会议或法院审议;对第三方权属争议预设解决路径,合理设定协助请求范围,避免因请求过宽被驳回。
第六,配好团队并同步设计本地程序:聘请熟悉两地破产协助的律师、会计师,涉信托架构的引入信托法律专家;如需约束境外债权人或变更当地债务,应从重组方案设计之初就布局协议安排等并行程序。
本文为国启律所基于公开报道的实务研究,文中所述案件为公开司法与媒体报道,非国启律所代理或办理案件。文章仅供交流与参考,不构成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