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概况
本所目前代理的一起涉老共有物分割纠纷案件，正处于法院审理阶段，生动揭示了老年人在处置自有财产以实现“以房养老”规划时，可能面临的家庭内部法律与伦理挑战。
委托人李老先生（化名，年逾七旬）与其独子李先生（化名）共同共有上海市区一套住宅，各占50%份额。该房产系李老先生早年动迁所得，后出于亲情将儿子登记为共有人。2025年，李老先生因摔伤导致行动不便，为置换电梯房以安度晚年，决定出售该共有房产，并承诺售房款由父子二人平均分配。然而，其子李先生以“保护父亲财产安全，防止资金被骗”为由，拒绝配合出售，并提出核心条件：若李老先生用其所得房款另行购房，必须在新的房产证上为其登记1%的产权份额，否则免谈。
在多次沟通、居委会及派出所调解均告失败后，李老先生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委托本所于2025年1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分割并拍卖/变卖共有房屋，分割价款。被告李先生已于2026年2月提交答辩状，坚持其抗辩意见。目前，本案（案号略）正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已完成了起诉、答辩及初步的证据交换。
焦点分析
在本案的诉讼交锋中，双方的主张截然对立，形成了清晰的争议焦点，这不仅是本案的裁决关键，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一、 “重大理由”是否成立？
我方主张，原告因年事已高、身体健康状况恶化（髋关节骨折），导致原有无电梯住房已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置换适宜养老的住房属于《民法典》第303条规定的可以请求分割共有物的“重大理由”。被告则在答辩中回避此“理由”本身的正当性，转而质疑出售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试图模糊焦点。法庭需要审查“养老需求”的紧迫性与真实性证据。
二、财产处分权与“保护”抗辩的边界何在？
这是本案最具冲突性的焦点。被告以其抗辩，核心在于以“保护”之名，行“控制”之实。我方认为：
权利独立性：杨老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财产份额拥有独立的处分权，子女无权干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
权利滥用：被告以拒绝配合处分共有财产（这是一种法定义务）为要挟，迫使原告在未来完全属于其个人的财产上设立权利，已构成民事权利滥用（《民法典》第132条）。
“保护”的正当方式：真正的财产保护应通过意定监护、信托等尊重老年人自主意愿的合法制度实现，而非附加非法条件。被告提出的“1%份额”方案，缺乏任何法律依据，实质是变相扩张自身权利，限制父亲权利。
三、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是否应作为考量因素？
在诉讼中，我方将被告长期未履行赡养义务（包括物质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尤其在原告受伤期间的缺位）作为重要事实提出。这不仅涉及道德评价，更在法律层面关乎“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一个长期未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是否有权以“保护”为名，去阻挠父母为自救而处分财产？这将是法庭在裁量时需要衡平的重要情节。
实务启示
对于正在审理中的此类案件，作为老年原告的代理人，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构建无懈可击的证据链和法律论证体系，以应对庭审挑战：
一、证据组织的双重维度
“需求侧”证据固本：系统收集并强化证明“养老需求”迫切的证据。如：详细的病历、伤残鉴定、医生关于“需要电梯房或低楼层”的书面建议、现有房屋不便性的视频/照片、看中的适宜养老房源信息等。目标是让法庭直观感受到分割出售的必要性。
“争议侧”证据攻防：重点固定两类证据：一是能证明原告方案公平性的证据（如承诺平均分割的微信聊天记录）；二是能反驳被告“保护”说辞、揭示其真实意图的证据。包括被告提出“1%份额”等无理条件的沟通记录，以及其长期不关心、不赡养老人的证据（如无转账记录、无探望记录、亲友证言等）。
二、诉讼请求的精准与策略性
我方核心诉请是“分割共有房产”。在具体方式上，除了请求“挂牌出售”，也应明确请求“若双方无法协议出售，则请求法院判决对房屋进行拍卖或变卖，并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这为法院在被告拒不配合时提供了直接的执行路径，避免了判决陷入僵局。
三、庭审辩论的层次推进
第一层（合法性）：紧扣《民法典》第303条，论证分割请求有“重大理由”，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层（权利性质）：强调原告财产处分权的绝对性，抨击被告附加条件的行为属于非法干涉和权利滥用。
第三层（伦理与衡平）：结合被告未尽赡养义务的事实，阐述其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其抗辩主张不具有任何法律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不应得到法庭支持。将法律辩论与情理呈现相结合，争取法庭在事实与情感上的双重认同。
四、对调解的开放与底线坚守
在法庭主持的调解中，应保持开放态度，但核心底线必须坚守：即必须实现房产的顺利变现分割，且不得为原告未来财产的处分设置任何非法前提（如登记份额、共管账户控制等）。可以在售房款支付节奏、方式上展现灵活性，但财产处分的最终自主权必须完全回归老年人本人。
结语
本案仍在审理中，其最终结果将对类似家庭内部财产纠纷产生参考价值。它深刻警示：老年人的财产自主权是其晚年尊严和生活保障的基石。当子女的“关心”异化为以非法条件为前提的“控制”时，法律应当成为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强盾牌。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将在诉讼中全力厘清“保护”与“干涉”的界限，捍卫委托人合法、自主安排晚年生活的权利。我们将持续关注本案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