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与倒下
李某刚过40岁，从河南农村独自来到上海打拼。老家有年近八十的父母，妻子没有工作，三个未成年孩子都在上学。全家的担子压在他一人肩上，不敢歇，也不能歇。他持有B2驾照，驾龄14年，便租了一辆新能源车，在某网约车平台注册接单。从注册到事发，短短两个月，他完成了879单，极少休息。总收入33178.89元，而平台从中抽取提成约11000余元——占订单总金额的25%左右。
2023年12月23日晚，李某送完最后一单，开车到附近充电站。充电时突然倒地身亡，死亡证明书写明：猝死。家属赶来上海，与平台协商无果，后通过亲友联系到刘洪涛律师，正式委托代理。
工伤认定受阻，保险理赔成唯一出路
按当时政策，上海试点“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但李某注册的平台未被纳入试点范围，这条路走不通。若走工伤，必须先认定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律师主张李某接受平台制度约束、价格由平台制定、为平台创造经济价值，符合三重从属性，应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但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均未支持。二审期间，经与家属沟通，无奈接受了平台3万元人道主义补偿的调解方案。
协商过程中，律师得知平台为乘客购买了意外险，并附赠驾驶员保险。但保险公司拒赔，平台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保单和拒赔通知书，甚至不透露保险公司名称。家属几乎放弃。但刘洪涛律师经细致排查，初步锁定承保公司，随即提起保险理赔诉讼。
庭审交锋：下车后猝死，算不算“车上发病”？
庭审中，保险公司核心抗辩是：条款约定须在“车上发病”，而李某是下车后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律师调取监控视频指出：李某车位充足时倒两把仍停歪，不像老司机；停车后停留片刻，下车姿态异常、充电操作极不正常——高度提示发病始于车上。律师查阅医学资料阐明，猝死分为多个阶段，WHO规定发病后6小时内死亡即为猝死，死亡是一个过程，监控异常表现足以证明其在车上已突发疾病。
同时指出：送客后充电是为下一单做准备，属工作必要延伸，仍在工作时间。且保险条款对“工作时间”表述前后不一，属格式条款，未尽充分告知义务，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一审胜诉，二审再交锋
2026年2月12日，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猝死最高限额赔付60万元，代理人意见全部被采纳。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若维持原判，将严重破坏保险精算基础与行业秩序”。
刘洪涛律师当庭回应：“保险公司的盈利与就业者保障、社会民生孰轻孰重？一家保险公司代表不了整个行业。平台投保，本就是给数百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基本托底。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完善条款、强化告知来规避风险，而不是收了保费后在理赔时找各种理由拒赔。”他指出，全国网约车司机数以百万计，平台每单收取25%提成却几乎不提供保障，若本案唯一保险也被拒赔，对广大驾驶员极不公平。平台和保险公司应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律师还检索到上海地区类似生效判决，提交法庭参考。
终审维持原判，锦旗致谢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保险公司主动联系律师要求提供家属收款账户，准备付款。律师也协助家属办理了全部诉讼费退还手续。家属原本不抱任何希望，全程仅来过上海一次，最终拿到60万元理赔款。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的痛苦，却也给这个家庭一份慰藉。
事后，家属寄来锦旗，上书：“律法精通才干卓，秉心担责理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