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务用工市场中，超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提供劳务者受害后的责任归属，一直是实务中的难点问题。近期，我们代理了一起典型案例：超龄保洁员陈某与上海某保洁公司签订《退休人员劳务合同》，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身亡，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其家属的赔偿请求，现当事人提起再审。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非个人之间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的核心法律争议。今天，我们就结合此案及更多实务案例、法律条文，为大家系统梳理这类纠纷的裁判规则与维权要点。
案件回顾：一份“劳务合同”，为何让家属索赔遇阻？
2024年8月，时年60余岁的陈某与上海司青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退休人员劳务合同》，约定担任保洁员，工作时间为上午7:00-11:30、下午13:00-16:00。2024年10月9日6时24分，陈某在上班途中（前往公司指定工作地点）发生交通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陈某的家属认为，陈某虽签“劳务合同”，但实际受公司考勤管理、按月领固定工资，保洁工作也属公司核心业务，双方关系更接近劳动关系，公司应参照无过错责任原则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69万余元。
然而，一审法院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为《退休人员劳务合同》为由，认定双方为普通劳务关系，且公司对事故无过错，驳回诉求；二审法院则认为“上班途中不属于提供劳务期间，双方无约定亦无法定归责情形”，维持原判。
为何家属的诉求未获支持？问题的核心在于：非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的劳务关系，究竟该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上班途中是否属于“提供劳务期间”？
法律拆解：非个人劳务受害责任，关键看这3点
所谓“非个人之间提供劳务关系”，是指个人（提供劳务方）与单位、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接受劳务方）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区别于“个人雇佣保姆、小时工”的个人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及上海地区司法实践，此类纠纷的裁判需聚焦以下3个核心问题：
一、法律关系认定：别被“合同名称”骗了，看实质！
很多用工单位会用“劳务合同”“退休人员协议”等名称，规避劳动关系的法律义务，但法院认定时，应核心看“用工实质”而非“合同名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15）民一他字第6号答复、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动关系的认定需满足3个实质要件：
1.主体适格（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人员仍符合主体要求）；
2.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
3.劳动内容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
类案参考：上海一中院“银发就业”劳务协议案（2024）
孙女士2020年退休后与上海某贸易公司签订《劳务协议》，约定担任人事行政总监。2022年3月公司以“不能胜任”为由单方解约，孙女士诉请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虽协议载明“非劳动关系”，但孙女士受公司管理、工作内容属公司业务，最终判决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案明确：合同名称不影响法律关系实质认定，退休人员再就业若符合用工从属性，仍受法律保护。
回到陈某案：陈某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日常服从公司考勤管理（需按固定时间到岗）、按月领取工资，保洁工作是保洁公司的核心业务—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一、二审法院仅以“合同名称”认定为普通劳务关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二、归责原则：非个人劳务≠个人劳务，单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
这是此类纠纷的“重中之重”！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劳务关系”，就应适用《民法典》第1192条第1款（个人劳务关系的“过错责任原则”），但这是典型的法律误解。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 该条款明确适用于个人劳务关系，而非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劳务关系。
上海一中院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2021年发布）及《非个人之间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规则适用》（2024年案例精选）中进一步明确：
个人劳务关系（如个人雇保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按双方过错比例担责；
非个人劳务关系（如单位雇保洁）：因单位在风险负担、事故防范能力上具有绝对优势，且提供劳务者多为弱势群体（举证能力弱、知识水平有限），应参照劳动关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单位是否有过错，只要提供劳务者因劳务受害（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单位就应赔偿。
本案中，陈某仅承担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便双方不认定为劳动关系，仅从“非个人劳务关系”角度，公司也应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一、二审法院直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混淆了两种劳务关系的法律边界。
三、提供劳务期间：上班途中，算“劳务的必要延伸”吗？
二审法院驳回诉求的另一个理由是“陈某事故发生于非提供劳务期间”，但这一认定与法律精神及司法实践相悖。
法律依据：
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
类案参考：山西卢某早退下班工伤认定案（2025）
卢某系某电子公司员工，公司规定18时下班，但其日常下班时间多为17时50分至18时，公司从未异议。2023年8月23日17时53分打卡下班后，卢某在3公里外遇交通事故身亡（无主要责任）。公司主张“早退不算上下班”，但法院认为：卢某下班时间在合理范围，路线为回家合理路线，符合“上下班途中”认定条件，最终支持工伤认定。
上述法律及案例均表明，“上下班途中”的核心认定标准是“以上下班为目的、合理时间与路线”，属于履职的必要延伸。陈某是为完成公司安排的保洁工作而通勤，显然属于“提供劳务期间”。二审法院将其排除在外，实质是剥夺了弱势劳务者的风险救济权。
维权提示：遇到这类纠纷，家属该怎么做？
结合陈某案的教训、上海地区裁判规则及相关法律规定，若家人作为“提供劳务方”（尤其是超龄劳动者）因劳务受害，家属维权需注意3个关键步骤：
一、固定“用工实质”证据，打破“合同名称”陷阱
1.收集考勤记录（打卡记录、签到表）、工作指令（微信/短信通知）、工资流水（单位对公转账凭证）；
2.保存工作证、工服、同事证言，证明劳动者受单位管理、工作内容属单位业务；
3.若劳动者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如农村户籍无养老金），需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证明，证明劳动关系主体适格。
二、援引“类案裁判规则”，强化主张的合法性
上海地区已有明确的类案指引，可重点引用：
1.上海一中院（2023）沪01民终6028号案（2023年度优秀案例）：超龄劳动者与单位签“劳务合同”，法院穿透合同名称，认定为非个人劳务关系，适用无过错责任；
2.上海一中院2024年《非个人之间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规则适用》：明确“上班途中属劳务延伸，单位应无过错赔偿”；
3.若法院未参照类案裁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主张法院“未回应类案构成程序违法”。
三、明确赔偿范围：不止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些！
若主张成立，家属可主张的赔偿包括（以上海2024年标准为例）：
1.医疗费：按实际支出扣减第三人已赔付部分；
2.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2024年上海标准约11.8万元，本案家属主张2.9万元属合理范围）；
3.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年限（2024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8.8万元，60周岁以上每增加1岁减1年，本案陈某60余岁，家属主张60.8万元符合计算标准）；
4.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为5万-10万元（本案主张2万元合理）；
5.律师费：按票据主张，需符合当地律师收费标准（上海地区劳动争议案件律师费通常按标的额比例计算，10万元以下部分约5%-8%）。
结语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更不忽视弱势者的正义
陈某案的一、二审结果，虽让家属暂时受挫，但从法律逻辑《民法典》公平原则、《工伤保险条例》倾斜保护精神与上海地区裁判趋势来看，“非个人之间提供劳务受害”应优先保护提供劳务方的权益——这既是法律的温度所在，也是司法对“弱势劳动者”的应有担当。
如果您或家人遇到类似纠纷，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固定证据、援引类案规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此案的再审进展，为大家带来后续解读。
法律维权，既要懂法，更要找对路径。您的每一次坚持，都是对公平正义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