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启研究|古玩行业的诈骗行为浅讨

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卖方就藏品年代、作者、材质、来源作出陈述,或承诺保真、包老、包到代、可送拍、可代售、可高价回购,买方付款后发现为仿品或服务未兑现,遂以诈骗报案。此类纠纷在民事上多为欺诈与交易风险自担之争,在刑事上则取决于能否证明虚构的是决定交易基础的可验证事实、买方是否因此陷入错误认识、收款时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本文从行为形态、罪名界分、辩护方向、从业者风险控制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被追究刑责的行为集中在虚构可验证的基础事实并借此抬高价款,单纯“卖假货”不必然入罪。

第二,以合同为载体的骗取行为多按合同诈骗罪处理,以话术、直播、电话营销面向不特定人实施的多按诈骗罪处理,二者分界并不稳定。

第三,辩护的着力点不在“东西是真的”,而在“卖方说的是判断还是事实”“买方是否真的被骗”“钱去了哪里”。

第四,从业者的风险控制核心是留痕:把判断性表述与保证性表述分开,把鉴定、拍卖、回购各环节的真实履行留下证据。

被追究刑责的是虚构可验证的事实,不是真伪判断分歧

古玩交易的特殊性在于标的物真伪本身难以确定,行业内长期存在“买卖凭眼力”“买定离手”“打眼自担”的交易习惯。刑事追责的门槛因此不在于交付物是否为真品,而在于卖方是否就某项可验证的事实作了虚假陈述,并使买方据此支付了与真实价值显著背离的价款。

从裁判看,被定罪的行为可归为四类。

1、虚构藏品年代、作者、材质等可验证属性,并以之定价。将现代工艺品冒充宋元古董、将石榴石质玉手镯冒充翡翠手镯出售,均属此类。法院并不纠缠“古玩能否保真”,而是直接认定卖方对具体属性的陈述虚假、买方据此付款。

2、伪造鉴定证书、检测报告,或与鉴定机构串通出具虚假结论。这是古玩领域最具刑事风险的行为。鉴定证书在交易中承担的是第三方背书功能,伪造证书等于虚构了一个本不存在的第三方判断,其虚假性可被客观验证,几乎不存在“判断分歧”的辩解空间。

3、虚构拍卖、收购、代售渠道,收取鉴定费、图录费、服务费、保证金。此类行为中,被害人往往并未购买藏品,而是为“服务”付费。公司实际从未举办拍卖会、从未有真实买家,收费即为骗取财物。

4、虚构身份与来源,或作出无法履行的回购、升值承诺。冒充拍卖公司员工、冒充买家、冒充专家,或承诺到期高价回购、保证升值,收款后不履行并更换公司名称、经营地点、联系方式。

上述四类的共同点是:虚假内容指向可以被证据固定的事实,而非审美判断或市场预期。反之,仅就年代作出个人看法、成交价与仿品价值相当、买方自行看货后决定购买的,多数法院按民事纠纷处理。

普通案例

案号:(2018)沪0117刑初1712号

法院查明:2015年11月至12月间,被告人杨某某伙同他人以明垚堂艺术品(上海)有限公司的名义,虚构签订藏品买卖合同需要交纳风险责任金、服务费等事实,骗取被害人刘某、包某某、江某、王1等人钱款共计人民币13万余元。

裁判结果:一、被告人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结合本案分析:以合同名义收取不存在的风险责任金,属合同诈骗;本案若收费项目真实存在,应转向民事评价

案号:(2014)五法西民初字第77号

法院观点:本案中,被告虽向原告出具了12份书面材料,但被告否认该书面材料是双方交易时被告的保真承诺,从该12份书面材料记载的内容看,材料中仅对某古玩是产于何年代作了描述,并无被告向原告明确作出双方交易的17件“古玩”均系真品的保真承诺,原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向原告针对涉案物品作过保真的承诺。

裁判结果:驳回原告李继刚的全部诉讼请求。

结合本案分析:无明确保真承诺时按交易习惯风险自担;本案若卖方仅作年代描述,可援用该民事裁判逻辑支持不构罪

裁判倾向小结: 定罪的关键事实是卖方虚构了可验证的具体属性并据此定价,而非交付物为仿品这一结果本身。若卖方仅作“看着像老物件”一类判断性表述、成交价与仿品市价相当,则更接近不构成犯罪一侧;若存在伪造证书、虚构拍卖记录、冒充专家等行为,则几乎必然被认定虚构事实。 古玩行业的刑事风险不来自“卖赝品”,来自“编造可被证伪的事实”。判断性表述与事实性陈述的区分,是全部辩护与合规工作的起点。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分界不稳定,罪名选择本身构成辩护空间

两罪的法定刑结构相同,但构成要件与保护法益不同。诈骗罪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他人处分财产为核心;合同诈骗罪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刑法列举的五种情形之一。古玩交易几乎必然伴随买卖合同、委托拍卖合同、服务合同,因此同一事实常被两罪同时评价。

实务中的选择并不统一。

1、以合同为载体的骗取行为,多按合同诈骗罪处理。以艺术品公司名义与被害人签订藏品买卖合同、委托拍卖合同,虚构需交纳风险责任金、服务费的事实收取款项的,法院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2、以话术、电话营销、直播面向不特定人实施,多按诈骗罪处理。公司化运作、业务员按话术拨打电话、虚构买家与鉴定专家、以收取鉴定费为唯一目的的,法院多认定构成诈骗罪,并明确否定合同诈骗罪与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

3、区分标准被表述为“是否侵犯市场经济秩序”。有裁判认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还侵犯市场经济秩序,而是否侵犯该秩序取决于签约主体是否为从事经常性经营活动、商业活动的人;行为人并非经营主体的,按诈骗罪处理。

这一标准在古玩领域适用时存在明显张力:古玩商、拍卖公司、文化传播公司均属经营主体,按上述逻辑应适用合同诈骗罪;但大量案件的裁判理由却是“以合同为幌子,实质是普通诈骗”。可见罪名选择更多取决于行为结构(是否有真实交易标的、是否面向不特定人、是否有经营实体),而非签约主体身份。

对辩护而言,这一不稳定性有两重意义。其一,若控方以合同诈骗罪起诉而案件缺乏真实合同履行内容,可主张应适用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审查,避免以“签订合同”这一形式要素替代对欺骗行为与因果关系的实质审查。其二,两罪在立案追诉标准上存在差异,合同诈骗罪的追诉起点为二万元,诈骗罪则依各地执行的三千元至一万元幅度确定,涉案金额处于低位时,罪名之争直接影响是否构罪。

入库案例

案例:《杨某等43人虚构收藏品拍卖诈骗案——检察机关依法追诉诈骗犯罪典型案例之四》

参考等级:官方典型案例

裁判理由:因此本案是打着委托拍卖的幌子所实施的普通诈骗犯罪。

结合本案分析:虽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仍认定普通诈骗;本案若合同项下有真实拍卖服务,则更接近合同诈骗一侧

裁判倾向小结: 有真实交易标的、以合同形式完成的骗取,倾向认定合同诈骗罪;以合同为幌子、实质是收取各类费用的,倾向认定诈骗罪。交易是否有真实标的、收费是否对应真实服务,是判断落入哪一侧的关键,而非是否签了合同。

 罪名之争不是文字游戏。在古玩领域,它决定审查重心落在合同履行还是欺骗行为,也决定低金额案件的入罪门槛。

辩护的四个着力点:陈述性质、错误认识、非法占有目的、数额认定

(一)区分事实性陈述与判断性表述,否定“虚构事实”。

古玩交易中,卖方对年代的表述常带有主观判断成分。有裁判明确指出,卖方称其年代表述“仅指款式、风格符合该年代特征”,表明其并未就实际生产年代作绝对定论;此种表述虽具误导性,但与虚构事实仍有距离。辩护时应逐句拆解交易过程中的全部表述,区分三类:可验证的事实(材质、来源、是否经某机构鉴定、是否举办过拍卖会)、行业判断(断代、品相、工艺特征)、价值预期(升值空间、能否高价成交)。只有第一类虚假才可能构成虚构事实;第二类属于判断分歧,第三类属于商业预期,均不宜作为定罪基础。

(二)否定买方陷入错误认识,或否定因果关系。

欺诈的成立要求买方因虚假陈述陷入错误认识并据此作出意思表示。有裁判在认定卖方“包到代”表述具有误导性之后,仍以买方系从业十余年、成交价显著低于同年代真品市价、此前已有多次同类购买并起诉经历为由,认定买方对商品为仿品已有自主判断,未因误导陷入错误认识,因而不构成欺诈。这一思路在刑事领域同样可用:被害人的专业背景、交易价格与真实价值的背离程度、是否自行验货、是否在收货后长期未提异议,均可用于切断因果关系。

(三)攻击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基础。

非法占有目的是此类案件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最有效的出罪方向。判断应围绕收款时点展开:收款前有无真实的货源与履约准备,收款时是否明知无法履行,收款后资金去向如何,是否逃匿、挥霍、隐匿账目,是否持续以虚假理由拖延退款。法院否定“民事纠纷”辩解的理由集中于:明知物品为现代工艺品仍虚构为古董、收款后用于个人消费或赌博、销毁账目后逃匿、更换公司名称继续经营。反之,实际交付了标的物、未逃匿、未转移财产、收款后仍与买方协商退换的,控方证明难度显著上升。

需要提示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在实务中大量依赖推定。辩护时应针对每一项基础事实逐一质证,尤其注意:将款项用于经营支出不等于挥霍;公司运营成本属于对赃款的处分还是正常经营,直接影响到“资金去向”这一推定的成立。

(四)压缩犯罪数额。

数额直接决定量刑档次。可用的抗辩路径有两条。其一,以实际交易价格而非鉴定价格认定数额:有入库案例明确,涉案财物在市场上流通,交易价格由双方意思自治确定,在交易价格未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思且无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即使低于鉴定价格,也应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其二,扣除案发前已返还部分:有裁判将被告人在案发前返还的利息从诈骗金额中扣除。此外,藏品真伪与价值不影响行为定性,但影响数额;对无法鉴定或鉴定结论存疑的部分,应主张不予认定。

入库案例

案例:(2017)京02刑初66号

参考等级:入库案例

裁判要旨:被告人在实施诈骗犯罪中过程中,与被害人约定的交易价格未违背被害人的真实意思,或存在明显不合理,交易价格属于有效价格证明,在低于鉴定价格的情况下,应将交易价格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数额的依据。

结合本案分析:交易价格低于鉴定价格时以交易价格认定数额;本案涉案藏品鉴定价虚高时,可主张按成交价认定

普通案例

案号:(2020)浙0203刑初58号

法院观点:被告人陈有海的辩护人提出的涉案藏品的真伪影响本案是诈骗既遂还是未遂及被害人有过错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陈有海等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已骗取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既遂,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裁判结果:一、被告人陈有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

结合本案分析:法院否定真伪影响既未遂的辩护意见;本案若已交付实物,既遂抗辩空间有限,宜转向数额与退赔

裁判倾向小结: 法院否定无罪辩解的理由集中于明知虚假仍虚构、收款后挥霍逃匿、销毁账目;认定不构成欺诈的理由集中于买方具备专业判断能力、价格显著背离、卖方表述属判断而非保证。辩护应把火力集中在“卖方说了什么”与“买方信了什么”两个具体环节,而非泛泛主张属于民事纠纷。

四个着力点中,非法占有目的与数额认定最具实操价值;陈述性质与错误认识则决定罪与非罪。四者应同时展开,不宜只守一端。

从业者的风险控制:把判断与保证分开,把履行留下证据

高风险行为集中在以下几处:伪造或购买鉴定证书、与鉴定机构串通出具虚假结论、虚构拍卖与收购渠道、承诺高价回购与保证升值、冒充专家或拍卖公司员工、收取鉴定费图录费而无对应服务、出现纠纷后频繁更名换址、直播短视频中演绎故事而不作提示、无证从事文物商业经营。其中伪造证书、虚构渠道、无对应服务收费三项,一旦有证据固定,几乎无法以行业惯例抗辩。

交易留痕的具体做法有五项。

1、书面文件中区分表述层级:对材质、来源、是否经鉴定等事实性内容如实记载;对断代、品相使用“据我方判断”“风格特征接近”等限定语;不作“保真”“包到代”“保证升值”的绝对表述,如买方坚持要求,应在合同中同时载明鉴定方式、异议期限与救济途径。

2、鉴定环节留痕:保留鉴定机构资质文件、委托单、缴费凭证、报告原件及查询记录;不代客户保管、不代客户送检、不修改报告内容。

3、拍卖与服务环节留痕:委托拍卖合同、图录、预展记录、拍卖现场影像、成交或流拍结果,均应留存;服务费、图录费的收费项目与实际支出对应,保留发票与支出凭证。

4、资金与沟通留痕:货款走对公账户,避免个人账户收款;微信、电话沟通中不作超出书面文件的承诺;对买方提出的真伪异议,及时书面回复并保留送达记录。

5、纠纷应对:买方提出异议后,不更换联系方式、不注销主体、不销毁账目;协商退换的过程应形成书面记录。上述行为一旦出现,将被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的直接推定依据。

已经涉刑的,应对顺序如下:第一时间固定交易过程的全部书面与电子证据,特别是卖方在交易时的原始表述,用以区分判断与保证;核查涉案藏品的鉴定程序,鉴定机构是否具备资质、检材来源与保管是否连续、鉴定方法是否符合专业规范、鉴定意见是否告知并听取异议,任一项存在瑕疵均可申请重新鉴定;梳理资金流水,逐笔说明款项用途,将经营支出、进货成本与个人消费分开,压缩被推定为挥霍的范围;在侦查阶段即启动退赔协商,诈骗数额较大且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认罪悔罪的,存在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空间;对共同犯罪中的业务员、财务、行政人员,重点审查其主观明知与参与程度,争取从犯认定。

 风险控制的核心不是把赝品说成真品,而是让每一句关于藏品的表述都能被证据支持,让每一项收费都能对应真实支出。已经涉刑的,出罪空间主要在陈述性质、错误认识与非法占有目的三处,量刑空间在数额与退赔。

总结

古玩行业的刑事风险,本质上是“可验证的虚假”与“不可验证的判断”之间的界线问题。虚构年代、材质、来源、鉴定结论、拍卖渠道、回购能力,属于前者,一旦有证据固定,几乎无法以行业惯例抗辩;就断代、品相、升值空间作出个人看法,属于后者,通常停留在民事争议层面。

辩护的重心应放在三处:拆解卖方的每一句表述,把判断性内容从事实性内容中剥离;审查买方是否具备识别能力、成交价是否显著背离真实价值,以切断错误认识与因果关系;逐笔核查资金去向与收款时的履约能力,攻击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基础。数额认定上,交易价格优先于鉴定价格,案发前已返还部分应予扣除。

从业者的合规底线可以概括为三条:不作绝对保真与收益承诺;不伪造、不代持、不修改任何鉴定文件;收费项目与实际服务一一对应并留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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