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引入
近期，某地公安机关侦破一起利用电商平台补贴政策实施诈骗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崔某（平台内部员工）利用其掌握的某项补贴政策信息，与同伙赵某合谋，并雇佣多名人员，通过虚构交易的方式，在数月内制造虚假订单五千余单，骗取平台发放的商户补贴共计十二万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抓获七名涉案人员，对崔某、赵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成功追回大部分被骗资金。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所结合该案例，就其中涉及的法律定性、犯罪构成及企业风险防范等实务要点进行梳理与分析，供业界参考。
焦点分析
一、行为定性：为何构成诈骗罪而非普通民事纠纷或不当得利？
本案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交易”的欺骗手段，使平台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发放了本不应发放的补贴，造成平台财产损失。该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欺骗手段：虚构不存在真实交易意图和事实的订单，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
2.错误认识：平台的自动审核系统或人工审核基于虚假订单信息，误认为符合补贴发放条件。
3.财产处分：平台基于错误认识，执行了补贴发放操作。
4.财产损失：平台资金受损，行为人获得非法利益。
虽然行为人利用了平台规则漏洞，但该“漏洞”是技术或审核层面的，而非同意行为人无需真实交易即可获取补贴的意思表示。因此，该行为超出了“薅羊毛”的违约或不当得利范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以刑事犯罪论处。其与利用规则瑕疵获取小额优惠（通常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有本质区别。
二、主体与共犯认定：内部员工与外部人员的责任划分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犯罪链条的发起与关键环节涉及平台内部员工。
1.内部员工（崔某）的责任：作为平台员工，崔某对补贴政策具有职务上的熟悉优势，其利用该优势策划并主导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其行为可能同时违反公司制度、劳动合同，甚至可能触及职务犯罪的相关规定，但在本案中，其与外部人员合谋骗取平台财物，是诈骗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2.共同犯罪结构：本案形成了“策划组织者（崔某、赵某）→ 实行行为者（被雇佣人员）”的犯罪链条。所有参与者明知是骗取补贴而参与虚构订单，均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组织者、主犯依法应承担全部犯罪的责任，被雇佣的具体操作人员，根据其参与程度、知情范围、获利情况等，可能被认定为从犯。
三、数额认定与追赃挽损
1.追赃挽损的意义：公安机关在侦办过程中成功追回10万余元，这一方面挽回了企业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行为人积极退赃退赔的行为，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具有积极意义。
2.犯罪数额：累计骗取的12万余元均应计入诈骗数额。该数额已达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且可能影响量刑档次。
实务指引
一、对电商平台及企业的风险防范建议
1.完善内部风控与审计制度：对补贴、优惠券、返现等营销资金建立独立、严格的全流程监控机制。设立异常交易预警指标，如短期内同一用户或关联账户高频、规律性交易并领取补贴等。
2.加强内部权限管理与廉政教育：对掌握核心营销政策、审核权限、系统后台数据的员工，实行权限分级管理、操作留痕、定期审计。加强员工法治教育，明确利用信息优势实施不法行为的严重后果。
3.技术手段堵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识别虚假交易、刷单等异常行为模式。对补贴政策的规则设计应增加反作弊条款，并预留人工复核接口。
4.建立应急处置与报案机制：一旦发现疑似有组织的欺诈行为，应第一时间固定电子证据（订单日志、IP地址、资金流向等），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避免损失扩大。
二、对从业人员及公众的行为警示
1.厘清法律边界：切勿将“薅羊毛”简单理解为占便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系统性、规模化地获取平台财物，极易构成犯罪。即使是跟随所谓的“线报”或教程操作，也可能成为诈骗活动的参与者。
2.内部人员警钟长鸣：企业员工作为特殊主体，背信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实施犯罪，通常将被依法从严惩处，并自毁职业前程。
3.认清共同犯罪责任：明知他人实施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信息帮助或具体执行操作，可能被认定为共犯。不要心存侥幸，认为“只是操作一下手机”不构成犯罪。
三、明确管辖与申请程序
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应向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程序上属于特别程序案件。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应提交正式的申请书，明确申请事实、理由及依据，并附上全套证据材料。本案中“当天受理、当天立案、七天后开庭”的高效流程，也体现了法院对此类涉及遗产稳定性案件处理的重视。
四、刑事辩护的潜在切入点
对于涉案人员，特别是被雇佣的底层操作者，辩护时可从以下角度审视：
1.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积极配合追回赃款，认罪悔罪，争取从宽处理。
2.主观明知程度：是否明确知晓行为的诈骗性质，还是被上层组织者以“刷单任务”、“平台漏洞测试”等名义欺骗、利用。
3.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策划组织者、主要获利者，还是受指使、被雇佣的辅助角色，以此论证主从犯的区分。
4.犯罪数额的个别认定：对于层级较多的团伙犯罪，个人的犯罪数额认定应以其实际参与和涉及的部分为限。
结语
本案揭示了在数字经济活动中，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实施的、有组织的欺诈行为已严重触犯刑法。它警示企业必须构筑技术与制度并重的风控体系，同时也提醒所有从业者与参与者，网络非法外之地，任何以“技术手段”“规则漏洞”为名的非法取财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审视与制裁。
